特别策划｜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艺术展览吗？来自中国当代艺术界的40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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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的女性困境引发全社会讨论之时，当代艺术展览也可被作为女性缔结纽带、形成同盟的思辩与行动场域。在参展艺术家多为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约占90%）的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陈述中，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希望借助被选取的在世及不在世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表述来重新思考除却男性角色为主导的，“艺术史”之外的艺术史。
2022年国内机构的主要展览中也不乏女性主题相关的展览，以及女性艺术家的个展，随着年轻一代的女性策展人的意识增强，也带动了关于女性艺术家以及女性艺术的讨论在当代艺术与公众视野中的能见度，如年初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青策计划2021”中贾芷涵、秦可纯以“阴性书写”为主题策划的“未有名目的言说”，由秋韵策展的UCCA Edge的女性艺术群展“星夜行舟”，钱诗怡与于渺分别在明当代美术馆和OCAT西安馆策划的胡尹萍个展。
然而，在《艺术新闻/中文版》截止2022年3月1日收集到的来自中国大陆地区47个当代艺术机构的年度展览计划中，在目前公布的149个展览，其中女性艺术家个展、群展或与女性议题相关的展览共计22个，占比约为15%。基于该数据，编辑部拟定了一份问卷，以了解艺术行业从业者对女性艺术家展览活跃度的看法，我们发送了46份问卷，其中包括18位艺术家、22位策展人及6家艺术机构，接受调查问卷并回复的包括34位女性、6位男性，最终共计回收40份答卷。
以展览数量和比例作为衡量女性在艺术世界是否得到平等待遇以及获得的关注度的指标，关于艺术世界的结构性变化，由泰特美术馆董事伊丽莎白·默多克（Elizabeth Murdoch）在2015年创立的弗里兰兹基金会（Freelands Foundation）自创立以来每年都会发布一份针对女性艺术家在英国的能见度的研究报告，包括高中至研究生阶段艺术课程参与者、艺术家奖项、画廊与机构个展、公共委托项目、媒体报道、双年展、各机构与政府收藏作品等的性别比例。其中，与2016年的低于40%相比，2018年至2020年英国女艺术家在非商业画廊外的机构展览占比稳定在54%上下，但主要艺术机构（超过一百万英镑资助）的个展中，男性艺术家的比例仍然占到71%，2020年其他中小型艺术机构个展中的女性艺术家比例也较2019年有所下降。
我们的调查只是一个让女性艺术表达更为可见的开始，除了展览之外，从艺术教育、机构收藏到性别研究和艺术史的书写，女性成为真正的“半边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广州时代美术馆副馆长蔡影茜所说，“机构的职责不仅仅是给更多的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还要支持和推动女性艺术家走出‘年轻’的陷阱，向更具持续性的、成熟的创作阶段转化，这也包括共同体的构建，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对性别平等议题常态化的关注和讨论等等。”
这种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学院、艺术机构、赞助人和相关从业者共同构建新的意识，并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和行动，在这样的意识构建中，也离不开男性艺术工作者的理解和认同。正如策展人杨北辰在问卷回复中所写到的，“除了参展艺术家性别比例这种‘显性‘的努力之外，能否在日常的研究、出版以及收藏等工作中形成对于女性艺术家的持续梳理，能否在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层面对于女性艺术进行新的理解与评估，也许是更有价值的工作。”
女性在艺术世界的能见度与活跃度只是全社会女性地位的一个缩影，除了国内外艺术世界正在进行的辩论与行动之外，改变现实社会中的制度结构、习俗与观念更为漫长而艰难。我们所呈上的40份答卷中，充满了不同维度的声音与辨析，希望我们在坦诚的表达和讨论中，更加接近真相，也由此引导现实的改变。
*以下问卷调查由艺术家、策展人与艺术机构三个部分构成*问卷按回复者的姓名首字母排序
针对艺术家的问卷内容包括：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女性艺术家的展览比例占比较低？
您认为机构需要更多给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吗？为什么？
如果需要，您认为机构、策展人及其他从业者应该作何努力？
您认为展览机会的性别平等诉求会影响到艺术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吗？
作为艺术家，您认为艺术家的性别会对职业发展有影响吗？如果有，是什么？
蔡雅玲
艺术家
（女性艺术家的展览占比较低）是一直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本以为会随着时间逐渐改善（可贵的是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和利益，这次威尼斯双年展显然值得称为一个大跨步），从数据看来，还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看看每年毕业生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就知道了。她们需要被重视。
（希望从业者）不要对拥有女性气质的作品有不够平等的判断，艺术在当下需要这些部分，来平衡当下世界的冷漠、理性和愤怒。
我认为看待事情的角度更为重要。策展人希望讨论的议题的价值远比刻意的性别平等更为重要。
从创作角度看，我个人经历的每一个和女性身体还有性别经验相关的感触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原因。
陈可
艺术家
一方面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家总量中占比低。另一方面许多女艺术家的工作没有被看到，也没有进入美术馆视角。
需要（机构为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多展览机会），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结构上还是比较偏男性视角，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提供另一个方向的视角。
（机构与从业者）多组织一些这方面的展览和研究，可以是关于当下中国女性艺术家的，也可以是国际和历史上的。媒体、藏家也多关注女艺术家的创作。
我个人认为展览的专业性仍是第一位的，如果为了比例上的平衡而导致展览质量下降，那并不可取。但古今中外女艺术家的资源是挺丰富的，能做出好的展览。
在创作上不会（受到性别影响），日常生活中，因为女性常常在职业工作之外，还承担家庭责任，时间和精力上会有所占用。处理不好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创作上的专注度。
陈嘉璐
艺术家 / 女子天团成员
（女性艺术家的展览比例低）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大多数是辅助性的，缺少例如个人创作的空间、时间和机会等等支持他持续创作的条件。其次，艺术行业作为现实的一部分，仍然偏向男权。
机构需要给不论任何性别的新兴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
创造性别友好的工作环境，不把女性的艺术家划为“女性艺术家”。
郭盈光
艺术家
在艺术学校里我们看到女生比较多，但是毕业后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也许就没那么多了，如果一个社群里从事职业化艺术实践的女性人数相对少，可能是导致这个比例低的原因。
我觉得机构展览应该无关于性别，因为从一名艺术家角度来说，我创作时的出发点是我和周围的关系，我对某件事情是怎么看怎么想的，而不会是，我——女性或者女性艺术家这个身份。
从我作为艺术机构的工作人员，我所在的艺术机构过往的展览中来看，当我们在挑选哪些艺术家来机构作展览时，会以作品本身作为出发点来考量，这些艺术家，无论是性别还是创作手法都不同，但是共同点是作品都很打动人。
所以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机构，我相信作品本身能带给观者什么是最重要的。
在国内，艺术家参加的大多数展览是没有报酬的，展览结束后机构免费收藏艺术家作品的情况也有，在展览期间艺术家需要配合宣传接受参访等等，这些时间的付出也都没有报酬。
我觉得艺术家应该从中获得一些劳动报酬，挺必要的。
我们一味追求展览机会的性别平等反而是不公平的，选择标准就应该尽可能无差别对待性别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于性别的讨论，我们应该带有一种新的认知视角，就不会执着于寻找性别刻板印象，以“男性模版”和“女性模版”为参照物。
性别也可以不被看作是一个名词，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动，一种社会法则，而这个法则是变化的，它是进行时态而不是完成时态。
胡晓媛
艺术家
展览占比是与整个艺术系统内部的各个环节相对应的，但今天的整个艺术系统的结构业已是一个长期建构行为的结果，即便近期系统内的一切都正在适时调整和发生剧烈变动。
我认为机构需提供更多好的展览机会给更多的好艺术家，同时调整其过往的评判经验来重建对“好”的认知，当下您问题里所指的“女性艺术家”不应该是特惠条件下的政治正确受惠者，而是应该成为新的系统建构中的必然组成部分，这自然是需要新的智识和必要的产生条件。
请[机构与从业者]努力提供新的观看立场、认知态度和讨论角度，这些扩充进系统内的新土壤，不光可以让女性艺术家受益，同时可以让更多的边缘化个体有发声的余地。
“专业选择标准”是谁生成的？怎么生成的？既然都已经意识到当下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系统了，那就得有真实的动能去对原有的、并不完善的系统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并且去进行必要的革新。
我个人的经验是觉得（性别对创作）影响不大，和但我的个体经验不能覆盖其他经验。我自己更喜欢个体化的去讨论每个人，而不是以性别、信仰、行业、代际等等去区分人群，但这是我的个人行为，这种个体行为也并不能遮蔽社会环节内的种种不公正。
胡尹萍
艺术家
（女性艺术家的展览占比低）的原因太多，社会生态和艺术生态都有关系。
我觉得国内机构还是太少，艺术家不管男女，对中国人口基数而言艺术家群体人数很少，需要更多机构和更多展览机会给艺术家们，不分男女。
在我接触到的媒体，机构，策展人和从业人员里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不管台前幕后，她们都很棒也很努力，但这事的改变可能还不是一代人的事，也不止于性别，艺术生态本身的扩大也许会有更多人能加入进来。
艺术不分女男，好作品也不分男作品和女作品，从业人员分性别而已。
姜杰
艺术家
其实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们对这个问题都做过很多的研究了，长期以来我们身处男权社会当中，现在依然如此。过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优秀且伟大的女性的艺术家，但对于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无论在思想 观念 还是个人风格的整理论述，至今依然不夠，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所以女性艺术家做展览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展览的问题，它也应该是作为艺术史文化史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很多问题的一个综合的体现。
我觉得机构需要给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多展览机会，与此同时，机构也应该增强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的比较研究。
一味的政治正确也需要警惕，女性艺术家自己对自己应该会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并不断的拓展，发现并看到以前在她们身上在她们的作品中没有被看到的东西。这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一个社会学视野，一个历史学视野，甚至是一个政治视野。
一个艺术家的处境在古代和在今天会有所不同，在国外和在中国也有所不同的，所以如果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怎么说呢？它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判断具体讨论，如果这个问题涉及到艺术家本人的创作，那么，作为一个女艺术家，必须努力的发现更多的的可能性。如何观察世界，如何表现世界，如何观察自我，我想她们会有自己的方式 ，各自的秘密武器……
马秋莎
艺术家
过去的时间决定了今天的样子，在10年前就被问过同样的问题。
机构脱离不了社会环境存在，对“价值”的理解与认定决定了“展览机会”的导向，提供更多的展览机会给女性不应是基于性别的均置，而应是基于对艺术价值的判定
在当下怎么去理解艺术的价值是意味深长的。我觉得性别平等诉求不会影响到艺术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
性别对艺术家的可持续性创作没有影响，但是任何一项职业，在当今的世界里都会因性别不同而异化。
彭可
艺术家
性少数群体的展览占比是更少的，女性艺术家比起他们还稍显多一些。我觉得原因是有能力、有意愿真正理解，在非父权主导价值体系下工作的艺术家的策展人、作者和从业者是少的。艺术行业不是乌托邦，它还是东亚厌女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女性/酷儿艺术家的展览占比是低的。
我觉得机构需要在能力范围内给更多还不被认可的，优秀且独特的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
练习谦卑，克服偏见。作为行业中知识生产的一环，时常拥有比内容生产者“艺术家”们再多一些权力的一环。去了解那些自己并不熟悉的，不能用语言锚定，却总是能够激起原始情绪的人、事、物，这片领域有一些工作亟需完成。最简单的努力是，停止对行业里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的孤立。例如，正在参与的一个项目，某些并不熟络的同行也一直围绕着相关的议题工作，试着联络他们，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聊一聊，不选择性忽略。这也不单单是机构、策展人和从业者需要做的。每个人，包括艺术家本身都需要。
在充斥着结构性不公的环境中，先前的标准原本就谈不上什么绝对客观，所以也无所谓“影响”，这些新的诉求，其实是在“推动选择标准与时俱进的变革”。对我来说，艺术是一种选择，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度过生命”的选择，现在人们有更加多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生命了。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职业女性/性少数艺术家（旅行失效的疫情第三年，全球当代艺术网络暂时失效了），在这片土地的行业里，正在得到一份或多或少收入的女性/性少数艺术家。厌女社会中职业女性/性少数在职场遇到的所有问题，职业天花板、全职育儿或同工不同酬等等，女性/性少数都会遇到，有过之无不及。
这个行业很有意思，貌似自由开放，在思想的前端走得很远，但你仔细看看，公开谈论自己性取向的艺术家和从业者都少之又少，因为如果这样做，还是会被边缘化，参与行业工作的难度也会增加。有些行业稍稍走在我们前面一点点，例如隔壁的时尚行业。虽然是他们要利用女性和性少数散发的性魅力和视觉冲击力，但就像独生子女政策也变相让一些城市中产家庭的独女得到了核心家庭所有的资源，得以继续自我追求一样。当代艺术行业作为文化行业，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加把油。
彭薇
艺术家
即便是艺术家，大部分人都不情愿用“性别”简单化地界定自己的创作。女性艺术家们在对待此类展览时也会谨慎选择。
而对于部分策展人或机构来说，女性议题实在太“古老”了，没有“新意”。几乎所有女性艺术家的展览，一上来就被贴上性别的标签，认为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不值得多谈，甚或没有兴趣去谈。
机构需要更多给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虽然如今的境况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这一状况并不稳定。
就像冰岛歌手比约克说的那样：“男人只需要说一次的东西，我们需要说五次，别人才能听到。”我是很晚才意识到女性艺术家面临的环境与男性是不同的，虽然女性创作已有了丰富的传统和很多好的作品，但是女性艺术家还是很难打开局面。她们的作品面对千年来，有力而伟大的男性创作传统时，还是难以抗衡。女性艺术家面对的是一个长期被男性思维影响的审美传统和评判体系，也许包括部分女性艺术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沉浸在男性主义文化和亚文化里，自以为可以独立思考。其实，包括我在年轻时也会对此嗤之以鼻。
我希望机构、策展人能更平等地，无性别意识地来评判艺术家们的作品。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其实对机构或策展人长期的思维惯性、观看经验都是很大的挑战。
所谓的选择标准是跟机构里的人有关。每个人都就会是带着思维惯性来评判。一件作品的好坏，是否有展出的意义，其背后的评判标准都会因为对待女性主义思想的看法发生转变。
作为艺术家，职业发展在我这里只跟我想做什么样的作品，擅长做什么作品有关。性别或者说性别意识当然会深深影响和启发我的创作。
谭婧
艺术家
我身边有太多优秀的女性艺术家，但她们得到的展览（表达）机会很少。我们都想看到更多丰富的，有启发性的展览。
这个事情要从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改善这个环境。我们需要在各个机构中仔细观察，其拥有展览、项目决定权的女性（非直男）从业者是否足够，还是这些机会依旧牢牢被男性掌控着。虽然男性或女性的比例对一个展览的质量和多元性，未必造成绝对的影响，但机构中女性（非直男）从业者数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机构与策展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发掘优秀的女性（以及性少数群体）艺术家，做studio visit。并且在过程中，尊重ta们的表达，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不同的创作方式，叙事角度。特别是当“你”觉得这些叙事方式、创作方式“你”并不喜欢或不适应时，可以思考一下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否是衡量的标准，仍旧停滞在固化的系统当中？
我们为何不曾问：一个全是男性（或男性比例占大多数）的展览是否会影响一个展览的专业标准？
（艺术家的性别会对职业发展有影响），需要面对的质疑和障碍更多，而这些都与能力无关。
杨圆圆
艺术家
中国艺术行业中男性策展人的比例远高于女性，且多数都不从属于某一固定机构，因此一年可以做的展览数目可以非常之多。然而，会去在乎展览中性别比例的绝大多数都是非直男的策展人。另一方面，女性策展人似乎多数都在机构工作。机构一年可以呈现的展览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机构）当然需要（为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多展览机会）。哪怕如今和90年代和2000年初的环境相比，情况已经好了许多。然而如今还是一个低于20%的数，实属令人寒心。
我前阵子还了解到90年代曾发生过的一个女性艺术家展览，一个“丈夫推荐展”，即男性艺术家推荐自己同为艺术家的妻子，共同组织一个群展。这么荒谬的事就发生在没有多遥远的过去，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吧。
各类机构、策展人、媒体与平台都应该对项目参与者的性别比例更为重视。比如在做一个展览前，需要把性别比例作为一个基本条件。
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条件，需要站在这个基本条件之上，再去讨论专业选择标准。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不二元的看待性别，我眼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别配比”。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我更希望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是可以被去性别化地看待的。
然而，在一个女性依然会被囚禁与作为生育机器的年代，我们还在这里讨论“去性别化”，这是多么奢侈，我甚至会为回答这份问卷感到惭愧。我们凭什么在这里谈论建筑？别说地基了，我们在的这个地方的绝大多数土地连土壤都没有。别说“女性艺术家”了，“女人“，或者“人”的生存现状的问题，都还有太多无解的答案。
尹秀珍
艺术家
这可能与整体社会的性别平权意识的不够普及有关。
我认为艺术机构应该给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从整体展览中女性艺术家的比例虽然在不断地提高，但仍然在一个低位。现在的艺术从业者中女性的比例也在不断地提高，但展览的机会还是相对低些。艺术机构应该给艺术家一个平等的展示作品的机会。
要去掉“性别标签”，更深入的研究了解艺术家的创作，更加关注性别平权下的艺术表达。
在一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以性别作为先决判断条件的方式将会成为社会及艺术良性发展的绊脚石。
喻红
艺术家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人们认为女性展览大多关心的是女性议题，是局部的小问题，不具备普遍意义，不具有广泛的可言说性，这种忽视使女性展览占比长期偏低。
艺术机构当然需要给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多的机会。8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一届学造型艺术的女生占比不到10%，现在美术学院的男女生比例几乎是一半一半，甚至有的班大部分是女生。但是学生毕业后，社会并没有给男女生提供相同的发展机会，艺术机构应该有责任为有才华的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应该去研究和挖掘历史上被遮蔽的女性艺术家，更多的关注、推动当下女性艺术家的发展，给她们提供更多的展览机会，让她们在艰难环境中的努力和工作能够被真正看见。
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本来就是人定的，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女性地位的关注去不断调整，让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女性艺术家的能量得到展示，这样的选择标准才是专业全面的。
艺术家的性别当然会对职业发展产生影响，艺术本身就是高竞争行业，很多女性同时还要兼顾家庭和生育的责任，就更是负重前行，她们的职业发展更需要伴侣、家庭、社会的支持。同时女性性格中非常可贵的一部分就是坚韧，这种经过长期锤炼使族群和家庭得以生存下去的坚韧，也使女性艺术家的创造力具有更持久的力量，随着女性的进一步觉醒，这种力量会在未来更加凸显出来。
于吉
艺术家
在中国，80后90后女艺术家的比例远远高于更早一辈艺术家。美术馆展览中女性比重低，可能也是因为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群体并没有得到美术馆的展览机会。
我认为机构应该给好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而在中国有很多很棒的女艺术家。
多了解艺术家的具体工作，多把关注面放在之前不了解不认识的艺术家身上。
我不认同性别平等诉求应该作为展览的专业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男性艺术家岂不是也要反过来认为自己没有在被选择的标准中得到公平对待吗？
女艺术家会因为家庭，生育，体能等诸多原因在事业的不同阶段受到打击。但这不意味男性艺术家就先天具有优势。举个片面的例子，面临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女性艺术家比列超9成，这种局面对男艺术家来说也不可不谓是一种影响吧。
张如怡
艺术家
社会结构和体制导向（决定了女性艺术家展览的比例低）吧。
这不是简单的“我”认为，而是用更拓宽的眼光去看待艺术创作和展览本身，在这里，女性艺术家不应该被当作是简单身份去划分，更不是满足某种的“需求”而被“认真”对待。在今天的时代环境里，不只是机构，而是希望在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不同的城市都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首先，我无法简单地去评判或者要求别人具体应该怎么做，而是每个人都能够学习跳出那个“我”来看待问题，希望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这里或对面的一个问题，能够更全面客观地去看待这些问题本身，也不是需要站到它的对面才能完成一种“正确”。
就如我上面提到的，艺术的魅力更多的是提供一种视角和思考，而不是粗糙的对立，不是流于表面的选择，否则将会把人推向狭隘，失去艺术原有的光芒。
针对策展人的问卷内容包括：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女性艺术家的展览比例占比较低？
您认为机构需要更多给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吗？为什么？
如果需要，您认为机构、策展人及其他从业者应该作何努力？
您认为展览机会的性别平等诉求会影响到艺术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吗？
作为策展人，你会倾向于提升女性艺术家的能见度吗？你近期有开展与性别议题相关的展览和研究项目吗？
作为策展人，您会考虑展览中的艺术家的性别比例吗？
毕昕
策展人
（女性艺术家展览比例低）也许一部分与权力结构有关，一部分与机构策略相关。
我认为（给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是机构工作与策展工作的自觉。不过我本人也比较反对“为了女性而女性”的策略。更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应该被看到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出自于女性之手，而是作品本身所探讨的问题、体现的美学、背后的研究值得被看到。
艺术行业不乏女性从业者，应该尝试让更多女性从业者从执行者变成决策者，我想会带来一些改变。
也许我们也该重新梳理一下艺术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有哪些。
在我自己的策展工作中可能会不自觉地关注到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并发掘其背后的含义和魅力，虽然性别话题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今年，在我自己的策展项目及我所工作的机构中，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都占到了非常大的比例。
陈嘉莹
策展人
虽然年轻策展人中女性并不占少数，但占据权力高位的可能还是男性居多。原因之一或许是：男权建构起来的交往方式（在中国的语境中可以被理解为“江湖”），是一套排斥女性气质的权力系统，其中有着约定俗成的礼仪与基于男性气质达成的联盟。女性在这一整套权力运作机制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性别问题还远远没有被纳入自我审查。以男性艺术家为主、女性艺术家为辅的群展结构被常态化了。另外，当下整个文化环境仍在拥护一种必胜主义（triumphalism），这种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信念也很难接纳与女性主义相关的议题。
一个澳大利亚的策展人朋友曾给过我两个差距很大的数据，一个是澳大利亚艺术家群体中的男女比例，另一个是在澳发生的展览中，男女艺术家的比例。她以此说明，自己有必要在策展时有意识地调整男女艺术家的比例（增加女性艺术家的数量）。我接受这样的做法，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本质主义地认为女性艺术家就是做不好作品，为什么这两个比例会有那么大的差距？
可以参考向警予提供的一个逻辑：对女性表面上的特殊照顾和差别对待并非特权专利，而是要求平等的权利。这类似于西方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为了实现平等而实行的差别对待原则。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参考。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系统造成的结构性问题时刻保持警惕。
这或许取决于我们对“艺术”这个专业的理解。如果艺术是一套基于审美配置生产的体系，那么性别政治在这里或许会成为一种干扰。但如果艺术是一种你面对世界的方式，那么性别平等的诉求对任何与之相关的艺术从业者来说都是具有合法性的。
我对于以生理性别为依据进行群体划分的做法抱有怀疑（女性艺术家完全可以在创作中否定自己的性别身份，男性艺术家的创作也可以触及女性主义议题）。但我现在从事的研究让我相信，女性主义思潮在当下有着特殊的意义，特别在我们讨论战争、苦难与病痛，或是反思一种替代性伦理 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就试图说明女性主义理论对西方传统身心观的颠覆，这启发了我在其他领域的思考与写作。
付了了
策展人
去年我自己看到的女性艺术家个展、参与的群展都不少，特别是80、90后的女性艺术家表现很突出，直观的感觉是她们的展览比以往都多。如果说总的占比还是相对男性艺术家少，我个人的理解可能主要是历史原因延续到今天导致的，也就是说，虽然女性艺术家人数、展览的比例在上升，但基数是小的。
需要（机构支持）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地以性别来区分机构给予什么艺术家更多的展览机会，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关心能见度较低的艺术家（无论是什么性别）以及意识到是什么让她/他们的能见度低。这关系到我们用何种角度看待艺术史、权力结构和受其影响的今天的艺术生态。
这是一个关于“能见度”系统的问题，例如：如果机构不再追求总是展览大牌艺术家，如果我们对艺术家的认证、不再仅仅局限于展览，那么女性艺术家的困境也会解决，我始终认为，女性不一定就是弱势群体，但女性主义者一定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
富源
策展人
艺术史学家诺克林曾经指出女性艺术家在艺术史中的缺席是体制上的障碍，而不是个体上的障碍，她的洞见在今天依然具有批判性。如果说女性的社会身份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并在职业层面得到空前的额拓展，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更新艺术评价标准——依旧由男性主导。
机构在性别平等问题中依旧起到重要作用，机构为艺术家提供了真正义上的公共性。我注意到一些新的艺术机构开始更具意识地关注女性艺术家，从展览到收藏等不同层面，这些工作都非常具有意义，甚至是指导性。当然，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对于性别平等的过度强调，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女性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批评想象。
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与全球化艺术交流受到阻隔的时期。最近看到西方机构在很多层面对此做出的调整和努力，女性艺术家在新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占绝大多数。当然，我会思考这种调整的倾向性，但我觉得策展人和从业人员是需要主动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不仅为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多的展览机会，也需要时刻通过向女性艺术家学习，通过作品建立起新的话语和评价标准。
艺术的专业选择标准本身需要被持续质疑，事实上，我们现行的价值判断继续被挑战！我们也应该在质疑和挑战既有的标准和知识基础结构的过程中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女性对真正平等的要求很难得到应有的回应和重视。
我在去年应瑞士文化基金会（上海）的邀请策划了瑞士艺术家Ursula Biemann的放映项目，Ursula的媒介实践对于生态批判（eco-critical）话语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我也非常倾佩她对边缘地带生态的考察和原住民知识系统的研究。我近期在筹备青年装置艺术家绍纯的个展，她的作品在材料、语言、哲学层面都。与此同时，我也在准备美凯龙艺术中心开幕后的第二个展览，即Patty Chang和童文敏的双个展。她们极具代表性的行为表演实践也持续塑造我对艺术批评力的想象力。展览也试图建立起一个不同代际和不同艺术女性艺术家的对话。
贺婧
策展人
这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在很多职业领域，女性从业者都处于相对”隐形”的状态，她们的整体曝光度要远远低于那些可能与她们处于同等性质、同样职位的男性工作者，除了那些格外需要通过强调传统上女性的“照料”（care）角色的职业，比如护士、教师、服务人员等。就艺术行业内部而言，女性的职业发展相较于男性而言，存在着更长线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婚育因素，在传统的社会认知中，是大大增加了这种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性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艺术家、艺术行业的问题。而在我们的行业现状中，你会发现相对年轻的女性艺术家（比如35岁-40岁之前，这当然是一个模糊的、非科学性的划分）的展览要明显多于年长一些的女性艺术家，这也跟上述因素密切相关。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我认为仍然是要把具体的作品和展览内容放在首位，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给予女性艺术家更多的展览机会。而不是为了给予更多机会而无目的性地向女性艺术家群体倾斜，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真正体现出对艺术家的尊重，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我觉得机构和策展人可以积极发起更多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话题。提出问题，通过问题来激发观众和行业的认知，才是策展人工作的根源，而不是结果导向的，也就是抱着更多曝光女性艺术家、增加女性艺术家在群展中的比例为目的等等，这种做法太刻意了，而且本末倒置。
我个人认为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与性别诉求没有关系，而且不能用前者来绑架后者。
还是同样的，我会把具体的作品、展览的内容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更多女性艺术家的参与，或者与此相关的问题能更多地被观众看到、注意到，当然是更好的。
何伊宁
策展人
在我的理解中，女性艺术家展览占比较低的原因主要来自艺术行业的历史问题，例如，以男性为主要话语权的艺术领域中，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平衡；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价值在艺术市场上的劣势等等，这些因素这又造成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职业艺术家数量较男性艺术家有很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在权力和资本向男性倾倾斜的艺术领域内，女性艺术家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从而一定程度反映在展览比例上。随着女性机构工作者、策展人和艺术家数量的大量增多，从长远来看，女性艺术家活跃度逐渐增加，但女性群体依旧面临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为艺术家提供平等的展览机会应当是当代艺术机构的重要实践内容，这是当代艺术长期对性别结构批判性反思的结果，也是促进行业进步的动力之一。
机构、策展人和艺术从业者应当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定的共识，并通过机构内部制度建立和深化从行动上推动性别平等，不仅仅针对女性艺术家展览机会，同时还包括管理、策展和相关岗位上的性别问题。同时，艺术家作为创作的主体，ta们发声并主动争取机会同样重要。
正如同工同酬会积极推动社会生产力。我相信具有学术素养和批判意识的策展人和机构从业者不会因为性别因素而降低挑选的标准，也不应该为某一性别群体来降低标准。
艺术家性别比例一直是我策展实践中的重要考量，除去一些特殊展览之外，我策划的群展始终都会保障性别比例的平衡。
贾芷涵
策展人
换个方式问：是什么原因让男性艺术家的展览比例占如此之高？可能答案就更显而易见了。
因为在展览和策展项目的数量上的性别平等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暂时的但是可行的初始策略。过去几十年的空白还需要填补。
大家都应该努力把身份认同去标签化。比如说区分女性主义策展、女性主义作品和女性艺术家之间的相通与区别——将概念细分可以避免本质主义的过多介入。
性别平等是展览内容质量多元深刻的前提。如果一直以来的这种“专业选择标准”导致了男性主导的展览项目，那可能需要质疑本身体制的专业度。
因为女性主义策展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把被边缘化的个体经验带入公共空间的媒介。最近我们在PSA策划了“未有名目的言说”，也有和一些女性主义阅读小组合作，考虑如何将个体的力量结合起来，思量改变和新的生产模式。
贺潇
策展人
女性艺术家的展览比例低的原因包括：往往（女性艺术家作品）市场价格相较男性艺术家偏低；以男性为主导的艺术史写作；忽视女性创作者的性别特征。
呈现女性艺术家创作和提高她们的能见度或许是艺术机构和画廊在扭转艺术界性别生态失衡可以做出的第一步。其实除了女性之外，这个生态中的LGBTQ 群体同样处于低能见度的群体中。
众所周知，美国女权主义艺术史学家Linda Nochlin那篇半个世纪前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文章虽然震撼了当时的艺术圈，以及为之后唤醒对女性艺术家创作的关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从根本而言，文章的论述建立在女性艺术家的“造诣”之上，换言之这是一种“精英角度”的出发点，而非作为与“男性”平等的“创作者”身份上。
在西方艺术界已经经历过数次聚焦女性艺术家群体的浪潮，这当然与西方女性运动和社会及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每次浪潮的背后，除了资本的驱动之外，裹挟其间的还有某种试图“迎头赶上”的动力。中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当代艺术生态，何不在当下就展开扭转这一趋势的工作呢？
（机构、策展人、从业者应该）主动走进女性艺术家的工作室，与她们展开深入的交流，去了解她们的工作方向，创作中所关心的问题，并建立长期持久的关注。而非跟风似地追随市场，或被动地呆在网络茧房中接受大数据推送到眼前的“走红”艺术家；打破性别二元论的工作方式，发现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在实践中质疑艺术史写作中列举的“经典”，并试图在自身的工作中质疑、挑战已有的等级制度。
机缘巧合，今年春节后的几个展览项目的确都在与女性艺术家合作。上个月底在拾萬空间的群展“奇想之春”呈现了不同代际的11位女艺术家的创作，展览受琼·狄迪恩的回忆录《奇想之年》中所采用的写作风格——即客观地描述私人的情感历程的启发，去探讨女性艺术家创作中认知与感知相互渗透的多重方式；CLC Gallery Venture 呈现了张文娟的个展“捕获月球”，更像以艺术家个案的方式延续我在绘画领域的一些观察、研究和探索。比如“静物花卉”这样的“传统”创作主题，如何在落于艺术家个人创作时展现出独特的实践多样性。接下来，4月将在坪山美术馆与周力老师合作的“桃花源·迹”，在回溯艺术家个人艺术探索路径的基础上，再发掘交汇着东西方文化的力量和涵养，一个艺术家所构建的“景观”如何不断激发着人们回返到言语与书写的运作之中。
这些实际工作的经验也让我开始更细致地反思上述提到的问题。或许有关于女性艺术家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应该流于单一地质问“问题何在”，去寻找更多改变现状的办法，并付诸于实践才是更为紧迫的。
李佳
策展人
一个原因可能要追溯到历史，比如50、60一代的艺术家里面，女性比例是非常低的，到了70、80、90一代，即使女性艺术家的比例上升，这个增加的数量可能仍难以弥补之前的缺失。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展览，特别是在公共机构举办的展览，是否需要做到对于不同群体都具有“代表性”，我国的艺术行业内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有时候缺乏了对于“代表性”的提前考量，确实会影响一些以社会议题为导向的展览的公正性，包括我自己的展览中都曾经出现过女性艺术家比例过低的状况。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我发现，其实我们对于“代表性”反思和讨论远远不够。
我认为机构应该在同等的状况下充分考虑到女性艺术家展览占比较低的现状，提高对女艺术家在机构展览中的比例，至少保证女艺术家和男性艺术家占有同样的展览比重。
首先是要真正看到和承认，女艺术家在展览中整体占比是严重偏低的，而这并不是女性缺乏和男性同等的创造力和能量，而是由于历史和结构性因素造成。其次，需要行业内对于性别平等议题的共同关注和讨论，比如，造成这些状况的结构性因素都体现在哪些方面？特别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和行为中，是否仍存在着未被意识到的偏差？有哪些弥补性的方案可以被采用？最后，不要害怕被贴标签，被贴标签是摆脱标签的第一步😄
是否充分考虑性别平等的诉求，也是机构的专业标准之一。
我在去年7月在南京的金鹰美术馆策划了一个以女性和性别少数艺术家为主体的展览“汲物之思”，展览的议题也是以生态女性主义为进路，讨论女性主义和生态思想以及行星政治的结合。今年的项目中也会保证女性艺术家的个展和项目有至少一半的比例。
龙星如
策展人
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行业内部”的问题（基于对行业内部女性艺术家参展比例的统计），但实质只是社会层面问题在某一具体行业的投影，这里的“原因”是共享的——女性在就业机会、生产性劳动、制度保障、生存与发展权等方面非常具体的“尚未被平等对待”。
我觉得为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应该以“实在行动”而非标题或论述的方式出现，我们需要以更细致的方式去接触女性创作者（或者更重要地，所有“非中心”创作者）的工作角度、美学和历史意识，而不是简单地把关于女性创作的讨论划归到某种宏大的元论述里面。更多女性艺术家的“出现”会带来数据上的改善，但结构上的改变，要求我们诚恳地对待女性在诸多社会和文化维度中（常常被固化）的现状，在差异中审视社会的症状，而非靠发现“差异”来锁死性别。
如果我们仍然认为艺术工作是公共性的知识生产，那么我们必定有考虑公共记忆的生产和传递的责任——这个公共记忆中女性不应该需要靠挣扎才能“浮出历史地表”。从业者需要面对艺术系统内隐性规条的存在（比如“男性为主的经验范式”是否被打样成了艺术家职业路径的范本？），创造“女性和男性”有机会和可能共同地讨论和展开这一话题的平面——至少让我们可以先公开地、不带二元预设地讨论这些话题。
这个问题似乎在对立“性别平等诉求”和“专业选择标准”，“性别平等诉求”本身就是专业选择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许我在长期的工作中已经在努力推进这一点（“女性艺术家的能见度”）。需要再次强调，并不存在一种以性别为先决条件的选择逻辑（这种扁平的思考恰恰是女性主义立场的反面），而是我在切身的工作中与女性从业者们建立起的彼此关照、互相共情，对自身处境审慎且持续反思的状态的作用结果。
鲁明军
策展人
我不清楚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但印象中这一两年来国内的女性艺术家展览并不少，欧美就更不用说了。比如我之前参与了六年的华宇青年艺术奖评选，我没有详细去统计，但印象中无论是推荐名单，还是入围名单，包括获奖者中，女性艺术家的比例并不低，有时候甚至高于男性艺术家。除此以外，活跃在今天艺术现场的年轻策展人，乃至整个系统的从业者当中，女性的比例也明显高于男性。相比而言，过去女性艺术家是少，考上美院的女生也没有现在多，但现在完全不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今天在艺术系统内部或者针对艺术体制来讨论女性艺术家的生态，还是有必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教条地按陈旧的白左框架来套，因为今天大环境变了，我们遭遇的问题更复杂，也更敏感。
每个机构的属性不同，可能还是要看具体机构。你可以要求公立美术馆，因为公立美术馆是国家拨款，运营经费来自每个纳税人，但像个别私人机构，既不是非盈利性质，也是不是纯商业机构，它就是创办者凭靠个人情怀和志趣建立的，这个时候，强迫人家可能未必合适。还有像个别画廊，画廊主他就喜欢直男艺术，你也不能批评他/她为什么不关注女性和LBGT艺术家，同样，有的画廊主关注后者，你也不能逼迫或质疑他/她为什么不考虑男性艺术家的比例，更不能要求藏家。
如果觉得女性艺术家展览机会少，那就多关注，多一些倾斜；如果觉得这会影响你对于艺术的判断，那就平常心视之。媒体也一样，你觉得相关的关注和报道太少了，那就多关注、多报道。这个世界总有更重要、更紧迫的问题不断出现，性别固然是永恒的话题，但不见得是衡量一切问题的标准，也不见得是进入问题唯一的角度和路径。
这个[标准]取决于展览关注的议题和策展人的自我要求，每个人、每个机构也都不一样，作为同样是普通的一个从业者，没有办法要求别人。比如今年威尼斯双年展，参展艺术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女性艺术家，这取决于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的策展理念以及展览关注的问题。但展览终是临时的，它只是对当下现状的一种即时反应，不见得阿莱马尼所有的展览都是这样。之前她邀请我为纽约高线雕塑公园推荐艺术家时也没有提到性别问题。再说，我很好奇她会要求同样是策展人的丈夫马斯米利奥诺·吉奥尼（Massimiliano Gioni）将性别平等诉求作为专业选择标准吗？看看吉奥尼过去策划的很多展览，好像也不是。
艺术是可以超越性别的，我不会刻意考虑展览中艺术家的性别比例。除非有一个展览的主题跟性别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刻意回避女性艺术家。过去的几年，无论是邀请艺术家做个展，还是参加我策划的群展，女性艺术家占比并不低。2016年以来，剩余空间做了一系列年轻女艺术家个展或项目（钟云舒、沈莘、冯冰伊、黎卓华、张文心、Devlin Shea、Diana Tamane、李亭葳、刘雨佳等），比例远远高于男性艺术家，去年底在沪申画廊策划的大型群展“靡菲斯特的舞步”中，女性艺术家也占了三分之一。今年上半年，剩余有两个展览，一个是我策划的小型群展，巧合的是没一个女性艺术家参展，同时还有一个缪子衿策划的女性艺术家展览。即便是后者，我们去年底确定这个计划的时候也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而是觉得武汉有几个不错的年轻女性艺术家可能会成为一个现象。因此，我并不是依据性别去选择和邀请艺术家参展的，完全取决于他/她们的作品本身。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
缪子衿
策展人
我更好奇对于艺术家而言，实践是否必须被量化？展览活跃度是否比推进创作本身更为紧迫？
问题是“谁”认为“什么”机构需要更多女性艺术家展览才“能够”改变现状呢？
我们需要更多人参与生成这份问卷，不论是（像我的朋友批评的）“表演政治正确”，还是（像我内心渴望的）表达自我。
作为独立的个体而非代表特定立场的策展人，我选择艺术家的方式是随着方案流动的，很难判断整个艺术行业的标准如何重设。
我不认为自己是“女性策展人”，在社交平台填写的个性签名只是“策展人”。今年即将实现的两个策展项目的研究出发点并非性别议题，尽管共同工作的艺术家身份证性别以“女性”居多。施蕊妮在Gallery Func的个人项目基于区块链的概念，邀请观众在她搭建的虚拟世界举办电子婚礼与葬礼。FYI，加密技术对不愿意公开性别认同或不赞成性别刻板印象的群体是相对友好的。剩余空间发起的群展“最佳距离”围绕武汉本地的艺术生态展开，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艺术系统内部走向公众的空间实践，呈现艺术家个案。
秦可纯
策展人
当前依然是男权主导的世界，“女权”和“MeToo”的讨论空间在近几年中被逐渐收缩，维护女权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噤声，展览也不例外，在如此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关于女性议题的展览只能“被”隐晦地表达。
在已知身处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构有义务发起更多项目去推广女性艺术家的作品和支持她们的实践。即便艺术教育上的性别差距在明显缩小，但要把性别平等带进展览中还需要很多努力，机构也应考虑到公众群体是多样的，如果仅限于固定的（艺术史权威）展览和项目，机构的观众群体也难以扩张。
认可女性主义的前提下，可以开展更多女性艺术家的研究，或是策划女性主义议题的公共项目，部分被社会遮蔽的现实状况应该被曝光和讨论。
女性主义、性别平等应是人类社会的共识，不是作为评判标准的变量，何况艺术不存在客观的质量评估标准，所以在性别平等的问题上是缺乏监督和压力的。
我跟芷涵近期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策划了“未有名目的言说”，展览将文本生成和社会性别话题联系起来，通过反思写作这一行为去考量女性个体在历史以及当下社会中的能动性，公共项目包括与女性读书俱乐部“女巫来了”举办三场线上读书会、也邀请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翻译学副教授郁仲莉老师讲解“阴性翻译”的缘起和意义等等。
钱诗怡
策展人
我认为是权力结构和系统机制的问题。从自身感受来说，似乎年轻一代的女性从业者（策展人，艺术家，评论写作者）并不是少数，但这种感受依然无法和肉眼可见的以男性艺术家为主导的展览数量、机会（尤其个展）匹配。后者代表了大多手握更多“话语权”的机构的“官方审美”，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
多样性和多元化我们一直随口在提，但在同时却制造出这样一种单一审美，就像你会质疑只有单一信息源的新闻报道一样。机构应该有这样的责任让公众看到更多女性艺术家、少数群体的创作。
从对机构的想象和机制上，先破除一些传统的“隐形标准”，很多观念会认为艺术家在什么阶段、情况下应该、也许、可以有一个机构的个展，这是固化了一种对于艺术家“职业生涯”和“展览的可能性”的想象的说辞。对于机构从业者来说，应该提高的是对女性和其他少数群体的认知和敏锐度。不过，我认为更多的机会和建立还是在“非机构”的更广阔的其他可能性中。
对我来说，平等诉求（不仅仅是性别）应该就是专业选择的考量标准之一。不用把这两个因素对立化，好像追求平等就一定会牺牲专业度一样，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
如果是在群展中，我会注意艺术家名单的多元性（再次，不仅仅针对女性艺术家的参与度，还有其他大意义上的少数群体）。今年我在自己工作的机构策划艺术家胡尹萍的个展。这是她第一个机构个展，特别开心跟她有共同工作的机会和时间。胡尹萍的项目（“小芳”）背后的阿姨也正是从上个世纪集体时代遗留下来的女性劳动力，“小芳”这个纽带让这些女性在农闲或传统家务之外，有了更多可以肆意想象、创造的空间和可能；反过来对艺术家来说，这个项目也让从小吃这些阿姨“百家饭”的她重新定义了一种创作的形式。
秋韵
策展人
首先，女性艺术家/策展人的数量还是偏少的。如果长期关注女性艺术议题，容易形成“信息茧房”，产生较高的预期，但如果与男性艺术家/策展人相比，女性的绝对数量及影响力还是处于劣势的。当然，我认为整体的发展势头是良好的——尤其是即将到来的2022年威尼斯双年展带来了积极的信号。在总策展人Cecilia Alemani的带领下，约九成参展艺术家为女性，其中也有年轻中国女性艺术家的身影。我非常期待这次双年展能够向世界证明女性艺术家的不凡实力。
其次，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与大部分职业一样，女性艺术家长时间坚持专职创作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更复杂的境况。而成熟艺术家的展览机会往往更多，规格往往更高。所以我们需要支持女性艺术家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样自然会提升她们的展览数量与质量。
最后，市场目前对于女性艺术家并没有特别的偏爱，这肯定是影响展览数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以上这些因素是相互纠缠、彼此影响的，我认为值得为每一个环节的改善做出努力。
在女性艺术家并不受市场偏爱的前提下，机构是其创作不可或缺的支持者，也是让更多人群了解女性艺术家的重要的公共平台。与此同时，这样的展览潜移默化中带给女性创作者、女性观众很多的力量，这是其更广泛的意义所在。
天平的起始状态本来就不平衡，所以要加重砝码，才有达到公平的希望。
（从业者们应该）去关注、去了解、去学习。现在每天都有无数有关性别的议题/事件在产生、发酵，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即便跳出艺术的视野，这些议题也是值得关注与参与的。建立在这样的共识上，我觉得艺术会发挥巨大的力量。
但我们如此担忧（性别平等诉求影响专业选择标准）正是因为心中怀有“女性的创作水准是低于男性的”这样的预设不是么？我们怕女性会“滥竽充数”、“鱼目混珠”。但如果我们连创作、展示的机会都没有给女性，又如何能打破这些预设和成见呢？我们应该问：选择标准是什么？谁制定了它？它是否合理？对谁合理？另外，许多享有极高声誉的专业评选（诺贝尔奖、格莱美奖等）并不会基于二元性别分类开展，他们也没有失去公信力和影响力。这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心。
（提升女性艺术家能见度）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而且我正变得越来越坚定。目前我正在策划将于2022年11月于UCCA Edge呈现的青年艺术家群展“星夜行舟”。展览将会着重关注女性艺术家，也致力于探讨几代艺术家之间的影响与传承。
当男性向男性倾斜时，没有人觉得奇怪，这大概就是上野千鹤子老师在《厌女》一书中反复提及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一种非常强势的共同体。那么女性如何缔结纽带，形成同盟呢？我认为当代艺术展演是比较理想的一处实践/探讨场域。同时，我也强烈感受到近年来一大批女性主义书籍汇集而成的有力的思想潜流。浸润其中，我希望自己能持续地阅读、思考与行动，从而产生一些积极的效益，用“起而行”去抵御面对社会现实时常常生发出的愤怒与无力感，给自己和身边人点亮一点希望。
Billy Tang
策展人
这个复杂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但一个艺术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这并不是说它能完全反映社会现实，但我确实认为（女性艺术家）缺乏能见度的根源在于与经济机会如何分配、主流文化中不同性别的能见度以及传统社会中相应社会机制的缺失等有关，（这些问题也）导致性别间的不平等。另一个问题是与机构或画廊如何规划其项目和展览有关的结构性问题。关注点通常是规避风险，并围绕着对 "好的艺术家 "的既定想法——这往往会导致对在既定领域拥有主导地位的艺术家的惯性偏爱——在我看来，这种标准非常容易陷入前面描述的潜在社会问题中。
我同意女性艺术家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展览是渐进式变革的媒介，其承载着我们对更好的世界和进步的社会的想象与渴望。这并不会是以损害艺术本身为代价的牺牲。事实上，我相信，促进变革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会带来更好的艺术。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超越象征主义和二元思维模式。（女性艺术家）参与展览只是解决更广泛的问题的一步，即为所有性别取向的艺术家们赋予更多的的自主权/能动性。关键是要真正支持、尊重人们创造的艺术作品——这不应该是为了满足某个条件，也不应该是一种姿态政治或美德信号。这种愿望与机构本身的进步可以共存。
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它是关于开放（讨论）空间和（作为一个男性策展人）放弃主导一切叙事的需求。这是一个整体的长期工作，以支持结构性变化，与不同群体、相互关联的运动团结一致，提高团队内部和对外部公众的共情能力，开放自己也接受批评 —— 这事关改变，创造一个对女性艺术家和所有艺术家都更好的环境，而不是只因为某种政治正确而选择与女性艺术家合作。矛盾的是，维持艺术世界运转的大多数工作者是女性，但关键的领导角色大部分都是男性。我作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也在努力加强对其的意识。如果能解决女性从业者缺乏领导机会的问题，就会（使环境）更多元和平等。
我们需要提升理解力，提高认知/批判/美学的敏感度，并创造新的机构性、策展性或艺术的框架，为女性艺术家提供更好的平台。在我看来，认为努力维护性别平等会牺牲专业性的想法是厌女的。一些批评家会说，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边缘群体都算进去——有太多以至于你最终会失去对艺术本身的关注。我不同意把不作为当成一种解决办法，这导致了创造的停滞。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策划的项目和展览不断挑战我们设定的标准——这应该是推动我们建立一个更有活力的创意艺术世界的关键动力。
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我正试图通过我在文本和委托作品中对艺术家的选择来增强对这个问题的意识。Para Site对群展采取了50/50的政策：这是一个开始对话的姿态，引发了一个试图绕过父权制惯例的过程。这只是一个解决方案，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重要的是，一个机构的实践应该是全面的，有许多尝试改变的方法和层次——有些事情需要我们不断地改变和改进——这是主要由对问题的意识和变革的动力所驱动的实践。
杨北辰
策展人
从较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从艺术教育系统与艺术展示系统的整体出发进行观察，男性中心主义是无法否认的阶段性历史处境。这种权力机制早已伪装成了 “自然”状态，或者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一种“社会超验性”，以至于身在其中的我们难以分辨与警觉。展览作为艺术生态的“成果”，恰恰能够证明，至少在过去，在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行列中，男性艺术家的数量是处于绝对优势的。虽然必须承认，乘着“政治正确”与“进步主义”的东风，近年来女性在艺术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女性艺术实践的可见性已得到了某种提升，然而类似“被压抑物的回返”，这种“转型”恰好证明了平等之路任重而道远——与其他领域一样，女性艺术家仍然需要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进行斗争，争取差异化平等的机会。
我认为任何机构或个人（策展人）在进行这样的选择时，需要明确自身的“非本质主义”立场，即不能将女性艺术家仅仅作为性别同质的群体来对待，不能简单将女性艺术作为一种与中心相对的“边缘”叙事来理解。针对艺术系统的去男性中心主义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就如同“去殖民主义”或者“去西方中心主义”一样，其必然是某种透过不断涌现的当代情境而形成的持续性的话语建构。而在给予女性艺术家更多的展览机会的同时，亦要切忌使机构成为一种“规训”的力量——在回顾以往的女性艺术实践时，我们珍视的恰恰是那些战术性的、干扰性的、有机的、紧急的实践，而任何促成中心化的趋势都是与这种历史遗产相悖逆的。
在最终的理想世界中，性别平等的议题应该已然作废，然而在这之前，平权的机制需要获得某种程度的保证与支持。对于机构与策展人而言，具备明确的性别意识是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以自身的实践逻辑与脉络作为出发点，形成与之不断的呼应与协商。具体而言，除了参展艺术家性别比例这种“显性”的努力之外，能否在日常的研究、出版以及收藏等工作中形成对于女性艺术家的持续梳理，能否在艺术史与艺术批评层面对于女性艺术进行新的理解与评估，也许是更有价值的工作。
我们应该清晰的认识到，所谓当代艺术的“专业性”本身就具备性别的结构，或者说性别议题本来就处于当代艺术思想脉络的核心位置。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女性主义的诸次浪潮，而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与政治实践模式的女性主义也一直在反哺当代艺术——这是一个互为对方动力的过程。在具体的创作层面，阿瑟•丹托在1980年代就已经观察到，“这个特定时期最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女性”（“Women Artists, 1970–85”，1989）。无法否认的是，女性的艺术实践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以及在所涵盖的议题和范畴上，在当下都已经到了与男性分庭抗礼的局面。也就是说，即便不考虑性别平等的诉求，在遴选作品的过程中，男性与女性获选的几率本来就应该相差无几。
作为男性策展人，对于展览中性别比例的问题我常常心怀焦虑，试图抵抗任何“被迫”抑或“审时度势”的嫌疑。然而我也认识到，性别议题带来的焦虑本身即是其价值之所在。这种焦虑是生产性与能动的，是一个不断向自身提问以及解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方能感受到自身主体性与艺术系统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以及与外部社会空间之间存在的协商/抵抗关系。换句话说，展览中的性别比例问题既无比具体，又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拉锯”反而扯出了一个具有相当尺度的空间，可供我们在其中寻找到反身性与着力点。
印帅
策展人
女性主义艺术和女性艺术家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比起女性艺术家参加展览比例较低，更加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女性主义的艺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展出和讨论机会或者空间。缺乏对真的问题的认识，会让情况变得复杂，也会让现有的讨论变得扁平。
希望机构，策展人，艺术家可以有意识地去看到女性主义和其相关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单纯地将问题的落脚点放在男女的性别层面，行业应该将问题展开讨论，而不是简化问题的可能性。
策展人会有策略性地去组织展览，在研究允许的范围内做出调整。
张宇凌
策展人
因为女性艺术家确实人数比例和作品总量在中国就比较低，而且曝光度不够，这个有更深远的应该被回溯的社会历史原因。
机构应该在不降低专业标准下为更多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因为如果降低，反而是对女性艺术家的不尊重，会有负面效果。
[从业者应该]拓展加深对女性创作者群体的考察，以创作者和作品为事实基础来努力才是可实现的，有力量的。
如果过分死板地强调政治正确，（会影响到专业选择标准）。
（个人的策展实践会倾向于提升女性艺术家能见度），但不会影响到专业选择标准。
针对艺术机构管理者的问卷内容包括：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女性艺术家的展览比例占比较低？
您认为机构需要更多给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吗？为什么？
如果需要，您认为机构、策展人及其他从业者应该作何努力？
您认为展览机会的性别平等诉求会影响到艺术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吗？
作为艺术机构的管理者，您有考虑过女性艺术家在本机构的能见度吗？有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
四方美术馆
陆寻／创始人
首先因为主流的艺术史叙事和艺术家形象依然是围绕“英雄男性”塑造的，女性艺术家不但面临更多社会氛围和家庭生活上的压力，而且她们独特的感受与议题也常常被主流的价值标准所轻视。其次在中国环境下，自“85新潮”以来以男性为主的著名当代艺术家们仍然占据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展览资源，而涌现了越来越多优秀女性艺术家的中生代和青年一辈尚未获得那么多机会。相信随着代际更替与公众意识的转变，女性艺术家的影响力将得到明显提升。
机构应当更多给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因为一方面，女性艺术家的创造不应被忽视，更需要艺术机构去主动提供帮助。另一方面性别问题已成为最受关注与热议的社会议题之一，作为当代艺术机构有责任面对这一紧迫的现实发出声音、促进讨论。
我认为机构、策展人及其他从业者首先应该打破刻板的判断标准，不光要让更多被忽视的优秀女性艺术家被看见、被理解，还要借此呈现出她们怎样塑造了既有标准以外的“另一种视角”与“另一种传承”。其次，也应当更着力于深入展现女性艺术家作品中广泛、多元、普世的价值面向，而不是满足于把标签化的“女性艺术家”们局限在一种“女性艺术保留地”内。
性别平等诉求或许会对艺术展览的专业选择标准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只看身份不看作品的按额分配。女性艺术家在创造力、实验性、制作能力、议题深度等基础标准上本就足够优秀，带来的变化恰恰是让原本的“标准”更多元、更深厚，可以囊括更多被忽视了的生命体验和社会价值。
四方当代美术馆似乎从未专门为了“提升女性艺术家的能见度”而采取什么行动，但仅仅出于对艺术本身的判断，我们展出和收藏的女性艺术家作品占比就非常突出，因为她们本就优秀。大概能放下性别成见、学习理解每位艺术家的不同创作就是最简单可行的行动。或许以后我们还可以配合展览进行更多相关讲座、论坛和公众参与活动，让作品背后涉及的女性议题和女性关怀也得到大众层面的充分讨论。比如在米利亚姆·卡恩与克劳迪娅·马丁内斯·加拉伊这两位女性艺术家的双人展览《灵与景》中，我们就曾邀请中国的女性艺术家靳卫红老师与青年诗人暨策展人汪嫣然，从不同代际、地区女性创作者的角度展开了一次题为《她身体的幽灵学：创痛或抵抗》的对谈。
广东时代美术馆
蔡影茜／副馆长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语境里，女性艺术或者女性艺术家，一直是作为中国前卫艺术运动的某种“副产品”被讨论的，很明显，这已经与当下更为自觉的女性主义运动相背离；然而，这种不合时宜的余音仍然影响着不少内部圈子和艺术机构的选择。从展览的层面来说，女性艺术家在群展当中的比例是有上升的，这与全球范围内艺术学院中女性入读比例的提高有直接关联；但是女性艺术家个展的数量仍然很少，在中国尤其如此，这跟机构性别平等意识的缺乏，以及主流社会舆论中对女性生育和家庭角色的过分强调也有很大关系。比例的问题也有代际差异，年轻一代的女性艺术家对于权力结构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也可能更有意识的通过持续的创作和参与展览，推进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发展。
我觉得机构的职责不仅仅是给更多的女性艺术家提供展览机会，还要支持和推动女性艺术家走出“年轻”的陷阱，向更具持续性的、成熟的创作阶段转化，这也包括共同体的构建，研究视角的转换和对性别平等议题常态化的关注和讨论等等。
时代美术馆和时代艺术中心（柏林）正在推进一个名为“三个争议的场域——漫长的九十年代及其寓言”的跨国研究项目和网络，项目将1998年于波恩女性美术馆举办的“半边天”展览，与已经被视作中国当代艺术和展览史经典的“中国前卫艺术”和“运动中的城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考量。在征集研究者的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大量出色的申请者资料，女性在其中占绝对多数，无论她们的学科背景为何，都或多或少的表达出对女性艺术实践和展览历史的兴趣，这让我们充分的意识到，艺术机构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仅仅是通过展览让女性艺术家被看见，是不足够的。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只要机构有充分的平等意识，策展人的研究做得足够深入，“性别平等”和“专业选择”就不会是两个相互排斥的选项。
女性在方方面面都深度参与到时代美术馆的项目决策、规划、推进和执行当中，我们希望为女性同行提供更加友好、包容、互助的机构工作环境。当然，作为策展人，我也希望观众能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听到更加平等多元的声音，发掘到更多女性的创造力和自主性。
三影堂
荣荣 / 创始人
制度存在缺陷，及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和赋权，各行业[或许没有]给予足够的空间和机会、来表达她的诉求，这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低估及漠视女性的创造的直接原因。
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她们的艺术毫不比男人逊色。再说，世界为什么那么糟，就是男人的权力太大了。
倾听她们的声音，不要视而不见。可能的话，不管展览或者出版，都对她们的传播和成长至关重要。
管理三影堂十多年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尤其是女性艺术家非常少，当然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也有很大的改观。我们启动“三影堂摄影奖”的时候，也特别设立了一个“资生堂女性奖”，这个奖也为现状（摄影艺术家特别少）下[的女性艺术家提供了机会]。所以在十多年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让更多优秀的艺术家，特别是好的、女性的艺术家参与到这个奖项中来。还有包括这几年我们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时候，也经常有一些女性艺术家参与到奖项中、到摄影节上面展现他们的作品。这么多年来，现在的状况也慢慢有一些改观，可能并不是很大，但应该还是比十多年前好一些。
盒子美术馆
周力 / 艺术总监
我认为（女性展览的比例低）是一个非常明显而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女性在各个职业领域都面临更艰难的处境，而这些处境却往往被视作理所应当。
机构不应该因为性别而区别对待任何人，他们不需要“给女性机会”，他们需要不再以性别来划分艺术家类型。
每个人都首先应该学会反思男权社会的种种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不是什么让人委屈的事，就像烟民应该反思抽烟的坏处，而不是为自己不能在饭桌上抽烟而感到委屈。
在任何领域，专业标准本身就常常成为一种利益群体的保护性产物，如果艺术行业真的一直存在基于艺术本身的专业标准，并严格按其执行，那么女性艺术家自然就会更活跃，别的领域也一样。
在我眼里一个展览可以全是女性，或者全是男性，这没有区别，长期的理念和逻辑一致性更加重要。如果要做“女性艺术家展览”，那么也应该做“男性艺术家展览”，为什么不用性别议题来研究下男性艺术家有什么共同点？
今日美术馆
张然／馆长
女性占比低不仅在艺术界，在大多行业都存在。艺术史上，相对男性艺术家，大部分女性艺术家在学术上和市场上一直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在展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艺术家面孔，以及她们不逊色于男性艺术家的深刻艺术哲思、对于美的不懈追求。
今日美术馆的三个方向是艺术、设计和科技。针对女性艺术家展览，我们并不会僵化地规定一定的数量、比例等等，而是从价值导向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一方面是出于对女性艺术力量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为公众呈现一个更加丰富、全面的当代艺术全貌。
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机构，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为女性发声。比如我们今年3月即将推出意大利国宝级设计师加埃塔诺·佩谢的个展“加埃塔诺·佩谢：人无完人”，佩谢就是一位致力于为女性发声的设计师及艺术家。
今日美术馆也一直注重在展览中呈现女性力量，比如我们去年推出“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摄影展，通过精选这位传奇女性摄影师的83张自拍影像，呈现出一个聚焦于底层生活纪实、于镜面反观个体的摄影师形象——她正视个体价值，关注社会底层与边缘生活，热心政治与时事新闻，又始终以旁观者的角色记录时代变迁中的普通人。
另外，今年美术馆去年发起的第一个驻留项目就支持了居住在巴黎的女性艺术家姚清妹，为她2021年个展提供了支持，并邀请她在美术馆分享创作理念。
随着女艺术家作品的价值逐渐被重视，我们也越来越期待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能在艺术领域中得到应有的位置，让世人看到她们不亚于男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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